杭州临安市秧田弄竹笋
专业合作社讨论一些关于
林地的问题，虽然问题看似很简单，这些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朴实的
农民看来，发生在他们身边的
林权制度改革并不亚于当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
“1986年的时候，我借了5000元买了竹子，第三年我就开始收竹笋了，那年竹笋卖了4万元。那时候做一天的劳力才5块钱。”不太会交流的张志明在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手里拿着的碎木柴也跟着手势一起比划着。坐在一旁的夏小花把位子往前挪了挪，“1983年之前，我就在自留地里种了点竹子，把竹笋卖了换钱，就因为这个当年还吃了不少苦头。”1983年，分田到户的政策才落地临安，也就是说，夏小花之前经营竹笋是违反规定的。
无意间，临安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站长沈振明提起了
林权制度改革，“这是怎么回事？”年纪轻一点的一个社员打趣着回答夏小花，“就是你那时候干的事情。”
伴随着讨论声，炉火也溅起了小碎渣，邵观夫赶紧拾掇拾掇烧得正旺的柴火堆。
作为合作社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邵观夫心里最惦记的就是“怎么流转更多的地”。
“现在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很好了，使用覆盖技术的竹笋一亩就有4万多元产值，而整个临安一亩的平均产值才2万多元。但问题是，地不够了，没地方挪了。”邵观夫也请教过浙江农林大学的教授，目前条件下依靠技术提高产量的空间已经有限了，“要么把牌子做起来，要么就是再去流转一些山林地。”
这些在农田山林摸爬滚打起来的农民每次提到这个问题就犯了难，“我们这170亩地也是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来的，到处做工作才勉强同意。”邵观夫的一位朋友去年也曾经想流转一部分山地，90%的村民同意了，可就是有几户不答应，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从分林到户到成立合作社
湖州吴兴区埭溪镇山背村村民孙士民同样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分林到户了，结果想承包一些山林地还是弄不下来。”按照当初的设想，孙士民打算承包几百亩山林，然后按照规模化标准建立蓄水池、排水沟，开辟山路，拉电上山，“散户来做这些是做不到的，肯定需要将山林流转到一个集体或者合作社里，然后统一发展。”如今，孙士民已经找了几个朋友，打算一起去湖南流转。
也就是在夏小花分到田的那年，湖州安吉县尚书干村把山林分给农户各自经营。2009年，这个小山村的42户农户又开始自发联合，将675亩毛竹林全部集中起来，并且还成立了我省首家毛竹股份制合作社——尚林竹林股份制合作社。
“当时有一个客户来收竹子，大家都是散户嘛，价格被压低了，我们也没办法，就是那年大家的收入少了四五千元。”合作社理事长李锡良坦言，合作社成立后，以公司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经营和销售，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打个比方，你一个人去买农药物资要10块钱，我们联合以后就可以把价格压到8块，这省下来的钱就是赚到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呢。”
不止是湖州，为了破解林地流转问题，绍兴也煞费苦心。同样在2009年，通过赎买流转了8776亩
集体林权，会稽山旅游度假区因此才得以面世，这在当时还是全国首创。
浙江探索林权配套机制改革
“其实，浙江新一轮的林权制度改革在2006年就起步了，到现在也快10年了。”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林业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林秀英介绍，此次林权制度改革，就全国范围而言重点在主体改革，也就是分林到户，而浙江的侧重点在于配套机制的改革，“在分林到户这一点上，浙江是领先的。”
秧田弄竹笋专业合作社以及孙士民所碰到的问题就是配套机制改革要解决的，“分林到户以后提高了积极性，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分林到户又制约了
规模化经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配套机制改革主要涉及的也就是经营权流转以及林业金融等。”与此同时，林秀英也提到，农民参与林地流转较为普遍，但林地流转交易区域范围较小，绝大部分还仅仅局限于本村范围的封闭区域，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林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制度是一个思路。就是林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赋予林权流入债权凭证——《
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在其中注明承包权利人，而
林地承包权仍然归林农掌握。”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坦言，这样既能防止农民失山失地，同时又赋予了林地实际经营人在权属证明、
林权抵押、采伐审批等方面的法律权益，消除了林业生产经营者的后顾之忧。围着火炉谈了将近3个小时，但秧田弄竹笋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还是不知道大山外发生的这些事情。“走一步看一步吧，实在不行我们合作社就到外地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流转的山林。”邵观夫往火炉里添了一把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来回穿梭在其他社员之间。
多一点
林地流转空间，多一点福利利润，让更多生活在这片大山的人，能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