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乡贤主义”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良性运行，既需要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也需要明晰乡贤的权责边界，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时代环境已经不同，传统的乡贤模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环境，新的乡贤文化当有新的内涵，尊重“乡贤”的自主选择权和充分发挥“乡贤”的纽带作用是一体两面，至于是不是“告老还乡”则不是关键。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针对农村出现传统民俗文化观念逐渐淡薄问题，应如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健全基础设施提出建议。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

　　现今城镇化不断发展，农村优秀人才逐渐外流，精英秀才都进城了，乡贤文化缺失，村庄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障碍。

　　“乡贤治理”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乡贤一方面扎根本土，对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尽管“乡贤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乡贤“不在场”却成为一种尬尴的现实。在传统社会，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而在现代社会，许多乡贤在外面功成名就却没有回到故乡，导致乡土社会某种意义上的“能人缺失”。

　　作为一个社会联结的桥梁，作为社会运行的一种黏合剂和润滑剂，乡贤曾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上发挥过积极的正功能。在今天，大力弘扬“新乡贤文化”，让那些“不在场”的乡贤回归乡村，需要在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健全乡村老百姓的利益表达机制，促进乡土社会的有机团结，让乡村社会更具生机和活力。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也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乡贤犹如一个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起到消弭社会分歧、为利益博弈提供缓冲地带的作用。而在公路桥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涉及村民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上，有智慧、有能力、有威望的乡贤，可以凝聚乡村的社会力量，从而避免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搭便车困境”。

　　让“新乡贤主义”促进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良性运行，既需要为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也需要明晰乡贤的权责边界，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时代环境已经不同，传统的乡贤模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环境，新的乡贤文化当有新的内涵，尊重“乡贤”的自主选择权和充分发挥“乡贤”的纽带作用是一体两面，至于是不是“告老还乡”则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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