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态势

聚土网 2016-03-04 14:03
摘要:进入21 世纪, 中国大陆口述史实践在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


土地历史



进入21 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实践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在20 世纪80、90 年代的发展基础上,在
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以下概括介绍有关口述史学术会议、口述史的实践成果和口述史的理论探讨等三方面问题。

一、学术会议

1. 首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4 年12 月10-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联、扬州大学、《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80 多位来自全国政协、教育部、新闻出版、科研机构和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既有国内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当今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专家。

本次论坛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交流了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与建设深入探讨,讨论了口述历史的规范、标准、原则。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推动了大陆口述历史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2. 第二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6 年11 月10-12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江汉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次东亚史料编纂机关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华口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江汉大学举行。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江汉大学副校长涂文学教授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柳永烈、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保立道九、美国纽约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以及来自港台、大陆高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机关的专家学者共80 余人参加研讨会。

在对口述史的研讨方面,学者们带来了各自近期的访谈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文章,研讨期间学者们基本认同,作为“口述史料”的口述史和在此基础上加入文献考证而写成的“口述历史”以及在“历史记忆”层次上研究的口述史,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研究趋向。作为2004 年在扬州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华口述历史学术讨论会的继续,本次会议关于中国口述史问题的讨论是对上次会议提出的主题“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魄的口述史学”的进一步深入。

3. 第三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10 年11 月21-23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史编委会、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口述历史未来之路”论坛暨第三届全国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的包括政协、教育部、新闻出版、科研机构、高校、党史、地方志等部门,自然科学、近代史、当代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150 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此次会议收到论文50 多篇,内容包括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态势和未来之路、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口述史和其他学科的区别与互补关系、口述史的魅力、口述史的特质、抗战口述史料、地方口述史料、文革口述历史和口述史与抗震救灾等方面。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口述历史未来之路。会议就口述历史在我国的发展、口述历史的特点、规律及未来发展之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设想。

4. 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会议

2006 年8 月,当代上海研究所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来自两岸三地的100 多位口述史专家参加此会。会议就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法律与道德困境、规范和推进口述历史建设、加强各地口述历史研究的合作与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8 年8 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第二届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的学者就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1 年10 月,厦门社科院、厦门社科联及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会议,来自两岸三地50 多位学者就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发展以及口述历史的实例进行了交流研讨,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延续了前两次会议对口述史的真实性以及相关的实务规范进行了深入持续的探讨,成为海峡两岸三地口述史系列会议的显著特点。

二、口述史的实践成果

考察本世纪初以来口述历史发展的现状,大陆口述历史发展热潮已经跃出学术界囿于理论探讨的范围。以媒体、网络诸种口述史实践成果来看,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电视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在《大家》、《见证》、《面对面》等栏目中也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法,特别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办的纪念汶川地震特别节目———《铭记》,口述历史,铭记灾难,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和反响。部分地方电视台如北京电视台、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等也纷纷把口述历史引入电视栏目。

北京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选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历者或见证人,采用人物访谈、本人叙事方式,“因事找人,因人找事”,或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现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或聚焦重要历史人物、国家政要所亲身经历的事件等等。该栏目一度以高收视率引起极大关注。

从2002 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电视纪录片,8 年间共采访了3500 多人,积累了600 万分钟的素材。《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崔永元时,他说:“这600 万分钟就是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我们将来想建立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 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着急呢?!”(《羊城晚报》2009 年9 月29 日B1版)

2. 网络

江苏民国春秋网“口述”栏目,设“名人口述”、“后人相思”、“老兵记忆”等专题,其中有“台湾老兵忆抗战劫难”、“台湾老兵卜国同忆国军空军南京撤退”、“台湾老兵缅怀抗战捐躯的战友”等,其口述专访“访民国老人梅吕素琳”、“七旬老兵讲述金门对峙”、“柏均和口述:袁家旧事”引起关注。

人民网文史类“口述历史”栏目,推出“‘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李震之死’”、“对话江青秘书阎长贵:八年秦城冤狱后‘老实人’的悲壮结局”、“‘文革’中的胡耀邦: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得在地上打滚! ”、“1976:我负责的‘四人帮’抓捕行动”、“儿子眼中的章乃器: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张思之口述:审判‘四人帮’,我为异端辩护”、“‘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陈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报》”、“杨瀚口述:祖父杨虎城的入党之谜”、“王鹤滨:毛泽东口吐粗话,使我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老兵亲历: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交锋”、“开国大典前的国宴,中央五大书记个个都是‘海量’”等专题。

雅虎网文化类“口述历史”栏目,以“毛泽东当选主席缺一票,是谁没投票?”为题选摘自《百年潮》杂志2009 年第9 期,曾担任1949 年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的王仲方谈“亲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过程”。以“晚清铁路国有化在当时肯定是对的”为题选编转载《时代周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闵杰谈“铁路国有与晚清大变局”。

“老兵忆给张自忠清洗遗体:重伤七处胸部洞穿”一文转载自人民网。该文专访河南省泌阳县93岁高龄的郭荣昌,当年张自忠殉国后,身为排长的郭荣昌参加敢死队冒死抢回了他的遗骸,成为亲历那段历史的唯一幸存者。

3. 报刊

《三联生活周刊》“口述历史”专栏,近年主要口述专题:“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三联生活周刊》2009 年第1 期)、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42 期)、父亲储安平之死(《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37 期)、高文彬:我所经历的东京大审判(《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21期)、我的父亲郑君里(《三联生活周刊》2008 年第9期)、最后的格格———金默玉(《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 期)、我的公公陈立夫(《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1 期)、口述:我的父亲佟麟阁(《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25 期)、我的父亲卫立煌(《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18 期)、黄宗江:我的戏剧人生(《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38 期)、我的父亲罗家伦(《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43 期)、王天成:我所知道的毛岸英之死(《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8 期)、毓嶦:我所知道的溥仪(《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3 期)、赵炜: 我的西花厅岁月(《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2期)、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第1 期)、“四大家族”之宋氏家族的低调生活(《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15 期)。其中“传奇陈毅”(《三联生活周刊》2009 年第18 期),通过对陈昊苏、陈小鲁采访,引述了陈毅当年对儿女专门口述的自己早年经历。

瞭望杂志社《东方周刊》,近年也推出口述专题。其中“亲历者口述历史:我策反了国民党海军”一文由新华社播发。2010 年4 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采访整理,原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人事参谋陈志远口述,叙述陈志远参与策动过国民党海军军防第二舰队集体起义、海军驱逐舰永兴号、护航驱逐舰灵甫号及运输舰联荣号舰起义的经历。陈志远对此是感慨万千:“我以为60 几年前的事早就尘封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艺术(电影《澳门1949》)来还原这段历史,我非常感激”。(《瞭望东方周刊》2010 年08 月19 日)

4. 出版

伴随着这股媒体、网络带来的口述史热潮,图书出版界出现了“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的新格局,各种冠以“口述史”名目的出版物大量出版并畅销,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甚至包括文学创作者,也把通过实地调查和人物采访形成的报告与经过文学加工的作品,称作“口述历史”,各出版社及杂志社以发行或刊载“口述历史”书刊为时尚。

就近年来以口述史为名公开发表的相关著述,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资料。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采用口述访谈的方式,记录原生文化形态。还有20 世纪末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钟华主编的《大山的女儿:经验、新声和需要———山区妇女口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追忆》(《共识(2009 年春季刊))等都是这类情况。

第二,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式写作的口述作品。如:张建伟的《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的生存现状访谈实录》(南海出版公司2000 年版)、孟晓云的《非隐私访谈录———成功女性的独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年版)、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郑实等人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等。还有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 年版),贺黎、杨健《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以人物口述展开文学性叙事。

一批学者名流的口述自传。如: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出版的《季羡林口述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的《箫声剑影(一)———刘绪贻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至2003 年陆续出版的《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2002 年)、《文强口述自传》(2003年)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口述传记”丛书。其中,赵仁珪、章景怀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口述者忆述本人人生经历,他人的采录,启功“讲出心底的痛”,“听到他讲述家族从盛清到晚清以至民国的经历,我们会深感到清朝的兴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听到他讲述自己辛勤学习和走入社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会被他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所感动”,即是口述自传的典型例子。

第三,史学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整理的存史性口述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2004 年)、《从“童怀周”到审江青》(2004 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97年)等,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第一辑)(2009 年)、孙丽萍主编的《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人说大寨》(上、下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年版),口述者以当事人身份,以叙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为主,以存口述史料。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之际,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这部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历时一年完成的《山西抗战口述史》(2005 年)。其他还包括齐鲁书社2005 年出版的何天义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1-5 卷)和《日军侵华集中营》(大象出版社2008 年版)、张宪文等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1-50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 年版),以及《河北抗战“三亲”实录》(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 年版)等。

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年版),是口述史在社会史和妇女史领域用口述方法研究历史的新成果,对以往文献资料以汉人为中心和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

目前由于媒体、网络、出版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关注,口述史已经出现了热潮,考察这股热潮,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向和特征:

第一,口述史被运用于史学研究以外更多的领域。

目前口述史的运用除了在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等历史研究领域得到更多推广以外,在其他领域也有较多的应用。比如,档案学界应用口述史方法探讨“口述档案”理论与实践;党史、文史资料工作者也在尝试通过对当事人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文史资料的采集整理,并约定公开发表的时间,从而打破传统文史资料采集主要以当事人撰写回忆录的局限。

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众口述史的形成出现。

如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李小江《20 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尔冬强《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 位茶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以及《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 丛书等,以专业访谈者策划访谈内容,普通民众口述,由访谈者记录整理出版。

2008 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我的1976》,全书包括33 各专题、20 万字实录、160 小时的录音、80 个广州人的回忆。该书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都市报联合主编。该书认为“1976 是一个绕不开的年份,它带给这个民族的悲喜怎么书写都不为过。伟人去世、民众怒吼、唐山地震、乱权者走向末路……三十年了,很多事情已经有了定论,但是,依然有很多事情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之外,在喧嚣中日渐面目模糊、似是而非。南方都市报试图以广州为原点,展现三十年前中国的一个切面。于是,有了《1976·广州口述史》,希望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收集、抢救、丰富更多鲜活的民间记忆”。

第三,就口述史发展的全国不同态势来说,目前

北京、上海、吉林、江苏、浙江、四川、山西,大致形成了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六个区域,各具特色。

北京是中国大陆开展口述史实践最早,实力最强,优势最明显的地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目的主要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可信的史料。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四辑。左玉河主编的《中华口述历史丛书》目前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史杂志》近年来开展的“口述科技史”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多年来也一直在倡导和进行口述史研究。北京社科院钟少华研究员是国内较早倡导并以个人名义进行口述实践的口述史学的学者。

《上海口述历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项目,于1999 年立项,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对各地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调查,记录其苦难的经历,填补历史的空白。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科院《女殇———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的结项成果已获得通过。另据2006 年7 月14 日《新民周刊》报道,目前陈映芳等学者正准备开辟《上海棚户区口述史研究项目》,把口述史的焦点向下对准下层民众,纪录研究棚户区居民群体的社会生活记忆。作为口述史研究的论坛,《史林》从2000 年第3 期起,推出了口述史研究专栏,陆续刊登口述史研究文章。

江苏省是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扬州大学历史系在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就开始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地区史料进行调查、采访,并出版了《辛亥江苏地区史料》;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完成《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续编》;80 年代初期,开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惨案”口述调查采访,倡议并建立侵华日军扬州万福桥大屠杀纪念碑;90 年代末至2003 年还陆续参与完成了《天南地北扬州人》、《当代扬州人》和《扬州人》,并正在进行《辛亥前后民国名人后裔访谈》、《当代中国佛教高僧访谈》等。以《扬州史志》和《扬州大学学报》等为阵地,陆续发表有关研究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推动口述史学的开展,建立扬州口述史中心,开展区域口述史的访谈及理论研究。筹建江苏省口述史研究会,呼吁筹建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建立口述史档案馆或口述史博物馆或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内建立口述史部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以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分别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口述调查》,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等,并在2012 年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研究会,推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四川社科院的《当代史资料》从2000 年起开始内部发行,主要刊登1949 年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以采访、口述、回忆、搜集、整理等形式为主,并设有“口述史研究”等专栏,并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对四川及西南地区的建国以来有关进军大西南,土改、肃反、对私改造、大跃进、四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口述史访谈,并对有关口述史理论作了探讨。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政协一批退居二线的老领导积极推动当代口述史工作,尤其是对汶川大地震的口述史采访和抢救,保存了许多史料。

三、口述史的理论探讨和发展

1. 口述史的理论探讨

新世纪以来,大陆出版的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口述史理论译著主要有: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保罗·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版)。

大陆各类报刊杂志发表的口述史文章,约计为300 百篇。

这些著述论文,对推动大陆口述史理论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概括起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1)区分了“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

不再在学理上强辩口述史应该是方法论上的“通过口述获得史料”还是史观变革意义上的“自下而上”构建新的历史,二者可以分别在不同的意义上同时存在,即可以是“口述史料”,也可以是“口述历史”。荣维木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一文中认为:“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筛选。”(《新华文摘》2006 年第16 期)对二者的探讨逐步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