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位名人还曾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合作化：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这几天，我满脑子转悠的一直是农村的根本出路问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末代，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阵子，一说起来就是农村集体经济怎么不行，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 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普遍没有积极性、大家一块儿受穷。
近来，干脆有人就把60年挨饿，造成上千万被饿死的责任，也推到毛泽东搞“合作化”、办大集体上。有时我就想：难道“合作化”是魔鬼吗？
如果说当初搞大跃进、大办食堂确是走得太急了些，致使各地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大搞“放卫星”、国家征购加重和农民无节制浪费粮食，加上苏联人催租逼债和不期而至的洪灾双重打击下， 最终导致一场蔓延全国的“大饥荒”，似乎还站得住脚。但由此全面否定“合作化”运动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经济，却是枉顾事实，显失公道、不够公平的。
想当初，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尽管共产党边继续完成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边医治战争创伤，边以平均地权为目标，进一步加快全国（除西藏外）“土地革命”的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 分得了土地。得到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迸发出了巨大的劳动热情，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但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下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束缚，严重制约着占国民经 济90%以上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大部分农民家庭劳动人手少、缺乏农具、耕畜、种子等基本生产资料，虽然政府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但许多农民家庭仍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 渐渐出现土地撂荒和典卖土地的现象，有逐步恢复到土地再次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
特别是在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计划、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的形势下，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小农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是国家底子太薄，搞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积累，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 济根本无法提供庞大的工业建设积累；二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无法为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三是单一的农村经济形态和粮食种 植结构也无法为城市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微薄的土地收益更无法为工业制成品提供市场；四是小农经济依靠少量的土地资源，除了解决自身温饱问题，既谈不上增加积累，不能持续改进 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也难以根本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五是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我们虽然世界农业人口第一大国，但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农业生 产总量和整个农业经济只能在低位徘徊。
所以在当时，走互助合作化道路，是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在国家急需农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是推动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讲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是建国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发动、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农村社会实践。也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工业化；也不可能有我们后来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今天我国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绩。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初级到高级、由互助组到高级社、再到以村为单位、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一步一步走过来，虽几经波折，却从此改变了中国广大农村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改变 了整个国家的面貌；更使过去自然经济状态下封闭、愚昧、麻木、一盘散沙的农村社会群体，成为有组织、有觉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最庞大、最积极的力量。
当然，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我们也走过不少的弯路，付出过不小的代价，比如：五八年、五九年搞大跃进、搞一大二公、搞大炼钢铁，包括农村办公共食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国 民经济发展策略上，明显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
分析个中原因：一方面在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预期顺利完成，使得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普遍产生一种过于乐观的心理。就连百姓也相信，就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中国就 可进入共产主义。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个时候人们的确太“狂热”了，简直可以用打了“鸡血”来形容；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确实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是不是还有中国 要跟已初现端睨的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庭抗礼”，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未为可知？
只知那时，在中国人看来“赶英超美”，绝不只是一句口号，人民群众满怀热情，丝毫不怀疑幸福的“蛋糕”明天就会砸到自己的头上。就象现在的许多农村青年，热切渴望有朝一日成为“ 城市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而中国也的需要尽快走出一条自己的成功的道路，以标示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并号召社会主义的“小兄弟”，拉住（或者阻止）苏联“老大哥”，别在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道路上滑得太远 。还有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依靠搞“大会战”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方式，让他坚信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足以改天换地、做成前人没有做成的事情，创造出前所 未有的人间奇迹——。
但是，社会的进步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历史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逻辑。所谓：欲速则不达。大跃进——不仅农村的大跃进，当时我国城市工业的发展也在大跃进，大招工、大进城。在农业生 产中，根本不顾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大搞“放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仅造成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而且，在农业产量越吹越大的“泡沫气球”背后，国家拿走了更多的“公粮”，一是为了偿还苏联的债务（后来有人说，苏联政府曾经答应不用还的，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非要还，结果全压 到中国百姓的头。不管是真是假，还总比不还好，对于“老毛子”，如果真得欠下那么一笔人情债，你是永远都还不清的）；二是为了保证越来越多的进城人员的吃饭需求。可以说， 60年大 饥荒的发生，除了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合作化的步子走得太急、太快，尤其是搞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等政策的失误“三重叠加”，终致上演了一场世人难忘的历史悲剧。客观地说，政策 失误确实是造成当时国家陷入严重困难的重要内在诱因。
往事不可追，凡情总有缘。你不能说因为办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错了，整个合作化运动也错了。更不能说后来农村集体经济陷入停滞，就说当时搞集体化也错了、就是失败的。如果那样，邓 小平搞改革伊始，似乎他自己曾说过：如果改革开放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现实情形又怎么样呢？两极分化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也很严重，但我们却不能说我们的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改革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还在前进。
所以，我们要客观，我们必须学会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历史。善待历史，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因为那历史本就是我们自己书写的，是人民的历史。胡锦涛同志曾告诫我们：我们既不能用 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更不能用后三十年的进步、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去否定前三十年。我们不能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就像对待文化大革命，我们与其去纠缠于它悲惨的结果，莫如更 多地去追寻它的开端、因由和背景，那样或许我们更能够从“源头”上找到它的必然。
有位学者也曾说过：凡是已经发生的，它就必然是要发生的。找到了根源，我们才可以及早警觉、惕厉以行，防止悲剧重演。所以在某些时候，接受教训总比经常回忆恶梦、指责前人更重要 。因为，我们的领袖，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是我们伟大事业无私无畏的探路者、开拓者，他们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有着撼山震岳的豪情，他们干的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大事业，他们注定是悲剧式的英雄。所以，合作化——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背景下，应该是我们那一代领袖、那一代人民最无可选择的选择。结果虽并不完美，但却无比的壮丽。
对于后人来讲，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合作化运动的实践，昭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必然还会这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