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在中国农产品流通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杨谦教授作了题为“合作社是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的演讲。

农产品流通体系是所有与农产品流通相关的软件与硬件的有机结合,也是连接农产品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复合体。主要由流通基础设施、流通主体、流通渠道、流通政策等4大部分构成。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及基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未来的趋势看，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政策导向应该重点调整主体倾斜方向，从产业化导向逐步向组织化和真正的合作社发展。合作社是中国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发展真正的合作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突出成就。1978年粮食总产量仅有3.05亿吨多，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2亿吨，增长一倍多；1978年全国棉花产量216.7万吨，2017年548.6万吨，增长了1.6倍，全国油料产量达到3732万吨，增长了接近6倍，2017年全国糖料产量12556万吨，比1978年增长3.8倍。

一、纵观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1、乡村就业人口增加。1978年农村就业人口是3亿，2017年是3.5亿，略有提高。总体人口结构当中农村人口在减少，城镇人口数逐年增加，但是农村实际就业人口保持增长的趋势，并没有下降。这3.5亿农村就业人口中相当比例是从事农业服务业，是为农业服务的。所以为农业服务整体人力投入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减少。

2、有效灌溉面积显著增长。1978年有效灌溉面积44965千公顷，2017年是67851千公顷，增加了51%。土地的增长能进一步解释我国粮食增长的原因，解释增长了一倍的粮食总产。土地的增加，人力的增长都是我们农业增长的重要要素

3、农业科学技术投入增加，科技对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第七届国际作物科学大会上介绍，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畜禽品种良种化、国产化比例逐年提升，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43%以上。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实力持续提高。

二、政策导向转变的主要原因

过去几十年农业中人力、物力、土地、科技的投入成就了今天我国农业发展的成绩，但是这些要素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1978年我们化肥折纯的量是884万吨，2017年是5859万吨，我们粮食产量占全世界的16%，化肥的用量占全世界的31%，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4倍。换一句话说，假如说要解释整个农业增长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力、物力、土地、科技的投入对粮食增产不是没有用，只是它的边际效应是越来越低。

财政补贴在某个阶段对农业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现阶段来看对市场产生了一定扭曲。以1978为基期，2016年农业生产价格指数674.8%。这说明一方面我们大量的农资补贴被支付下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价格依然在往上涨，农民实质上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相反补贴还提高农户土地流转价格。此外，农资补贴还使得我国的化肥使用量成为世界之最，降低了农业的竞争力。以往的单纯靠提高投入获得高产出的模式，目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应该调整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三、农业政策导向调整思路

流通渠道和流通结构在农民主体组织化的基础上搭建，从而整体上理顺市场关系。当前农村的市场与流通问题都与此有关。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障了农产品的有序流出，有序的城镇化，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但是我们看到，日韩农协的作用发挥绝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历了近百年的积累。所以，通过财政等各方面的政策引导农民主体向组织化方面转变。

在农业方面充分运用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是免于削减承诺的支持措施，不对生产者提供直接的价格支持，贸易扭曲作用小；而黄箱政策对农业生产、贸易有直接扭曲影响，需要限制和逐步削减。中国农业补贴可允许有8.5%的微量黄箱政策，目前还有些许增长空间，应充分利用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等，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引导农民采用先进种养技术、优质种质资源，推动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转变。

我国合作组织化的发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不能照搬其他国家。通过梳理中国40年发展数据发现，农产品流通发展的关键节点是能否按照农协的模式组建三农一体的合作社，或者依托村集体组织区域合作经济组织。在目标的明确下，使财政的支持更加聚焦，才能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也才能解决初级市场的整合问题。我国产业化发展的思维在政府，在政策的制定者。有政府直接监管，但没有一个合作社的联合体对其引导和辅导，合作社的发展是非常难达到政府最初设定的目标的。

我们农产品流通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主体结构的问题。中国农产品流通研究院成立，要关注流通渠道及流通政策。杨谦教授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流通的主体来研究流通政策，让中国能够逐步走上一条真正发展农民组织的道路。